不對等戰爭

隔離舍有位令人頭疼的受刑人,精神疾患的他既「盧」又愛亂告,監方於是對他採用「獨居監禁」做為管理手段;就因為這樣,對於和他互動,我們能免則免,畢竟誰都不想招惹一身腥,但他總會想盡辦法惹毛我們和雜役,並以此為樂。
移監來宜蘭的這幾年,他發展出一套挑釁的方法,只要我們巡邏經過,他就對著窗戶大聲的「喝」叫;或是打飯菜時,用各種方式找雜役的碴,讓同是受刑人的雜役恨得牙癢癢。由於摸透了監視設備畫素太低且無同步錄音功能,每次面對我們的規勸,他總會理直氣壯地說:「不是我!你拿證據來!」
由於是專案移監,既然來了就移不走;監所高層又剛換人,改朝換代後,誰願意去蹚前任留下的渾水?因此,他鬧這麼多年沒人想管,爛攤子只好由基層來承受。他越來越囂張,我們都說是因為監控設備不完善,但這是託詞,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大家姑息的態度。

那天,才進勤區,我就聽到「喝」聲不斷;鄰房其他受刑人受不了一再被吵於是跟著反嗆,整個舍房吵得鬧轟轟。
「怎麼回事?」我問。
「他今天早餐想搞雜役沒搞倒,整天都在發脾氣。」同仁答。
「喔~懂了,他大概眼紅雜役過不久要假釋回家了吧!」
就寢時間將至,他仍吵鬧不休,我苦無良策,卻看見桌上有台相機,於是決定碰碰運氣。三個月來我刻意保持低調和他零互動,他對我早已失去了戒心。
下勤務時,我回到勤務中心交出相機:「放氣窗上錄到的,影音俱全,辦違規。」
隔日上班,同仁對我搖搖頭,指著仍未核章的違規表;本以為有了擾亂秩序的具體事證,可以得到長官力挺,想不到事情的發展讓我跌破眼鏡。幾位長官連珠炮似的要我更改裁量,他們輪番說:
「他說還要寫申訴資料,你就等他寫好再送吧!」
「你辦最輕的影響他假釋就好了嘛!」
「不辦他輕一點,他會申訴的啦!」
「他又不是幹譙你髒話!」
「他有病啦!每天喝喝喝的說不定是強迫症啊!」
「我們戒護要一體,你寫的我們要是改了,會給他機會做文章的。」

我一句句回應:
「有事證具體我就照規定辦,照程序先送件並無不當。」
「我考慮的重點不是會不會影響他假釋,大家都很清楚這個勤區的秩序快要崩盤了!」
「無論怎樣他都是會申訴,要申訴就申訴,那是他的權益。」
「的確不是幹譙,但影響秩序這麼久了難道可以不處理?」
「看過影片後他連個屁都不敢放,難不成我比醫生還神?把他強迫症給治好了?」
「違規表上的格子就是用來寫的,每個人一格,我依自己的裁量寫,長官有意見或想做人情給他要辦輕一點,你們有自己的格子可以寫。」
我強硬的態度,相信也是長官始料未及的。最後我說了重話:「隔離舍秩序亂這麼久了,相信長官們也明白關鍵在他身上,今天如果不辦,我也站不下去了,請馬上幫我換勤務,不過我相信接下來誰都不願意來。」
一整天的舌戰讓我又嘔又累,但總算塵埃落定,夜裡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巡邏在舍房走道,一個受刑人叫住了我:「變這麼靜,我好不習慣喔!」「少在那邊酸了,」我沒好氣地說:「可以安靜睡覺不好嗎?」他對我豎起了姆指:「辛苦了。」

果不其然,當事人不久就提出了申訴。因為申訴案,我被叫進簡報室,先領到厚厚的一本資料,跟我那張電腦繕打的違規表比起來,當事人那二十多頁爬滿潦草字跡的十行紙,實在勾不起讓人翻閱的欲望。
長官們及幾位外聘的委員陸續就坐後,開始討論申訴案。委員們忙著寒暄,我則低頭猛喝茶。
主席要求長官在報告申訴內容前,先提供當事人名籍、刑期及案由做為背景資料,剛唸到當事人隨機砍死兩位老太太時,三位女性委員不約而同地發出「嘔」的嫌惡聲。
「這人跟母親接見的時候只會一直抱怨,連一句媽媽都沒叫。」長官說。委員們聽了無不皺著眉頭。
播放錄影片段後,由我敍述當時的狀況及違規裁量依據,接著視訊連線,讓身在戒護區裡的當事人有十分鐘申辯時間,他仍如以往高姿態要求委員對他做最有利的裁決,並質疑錄影多容易被偽造、竄改等云云,聽得我心裡直犯嘀咕:「偽造、竄改錄像?你以為這裡是哪裡?好萊塢還是迪士尼夢工廠?」
隔離舍少了他胡鬧,變得安靜多了,秩序也好轉,這樣的結果雖是我樂見,但我的心情卻沉重許多…
辦違規時長官息事寧人的態度,讓身為監所基層的無力感再度浮現…
而申訴案先提供與申訴內容不相干的刑案個資才開始評議,會不會影響委員的第一印象和心證呢…
這兩段不對等戰爭搞得我精疲力竭,我突然明白為何同仁們會變得越來越姑息;而又為何申訴的收容人少之又少…

大家都累了…

原文刊載於2014年6月號《人本教育札記n.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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