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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演劇『愛的記號』人權戲劇講座

「烏鴉黑,烏鴉白,烏鴉是黑還是白~」
文蔚這次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前輩的故事改編的『愛的記號』作畫,大家要來哦!

人權戲劇講座『愛的記號』
活動內容:戲劇演出 / 受難者前輩分享座談會
時間:8/27,28 14:30
地點: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8巷10號)
免費入場!!!
提供200個座位,先來先搶,晚來坐地上!



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先生說:「我所寫下的雖然只是個人經歷,但卻是白色恐怖時代的縮影」。
1963年,正在當兵的陳新吉,突然被好幾個人銬上小吉普車,從此落入永無止盡的黑牢。被刑求逼供、栽贓誣陷;陪伴即將遭槍決的難友度過最後一夜;目睹上吊女難友的慘狀;母親因為思念的折磨,精神失常……

母:你走!你嘸係阮囝!歹人擱要來抓阮囝啊!
吉:阿母!你看乎詳細,我真正係阿吉仔!
母:你真A係阿吉仔?你真正倒轉來了!你那變得彼呢瘦?
吉:阿母,我真正對不起妳!乎妳這呢煩惱……
母:阿吉仔……阿吉仔……你有看到阮阿吉仔嘸?恁有看到阮阿吉仔嘸?

我有一個夢

Uyongu . Yatauyungana(1908-1954)
漢名:高一生『當作姓氏的「高」是從原住民族總稱的「高砂族」而來,意思就是指高砂族的菁英。』
日治時代學名:矢多一生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白色恐怖受難者。著名歌手高慧君與高蕾雅為其孫女,杜銘哲為其外甥。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高一生原名Uyongu.Yatauyungana,父親過世被日本郡守收養後,改日本名為矢多一生。「矢多」來自鄒族姓氏Yatauyungan最前面兩個音節yata,「一生」意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高一生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期間,開始接觸現代音樂教育,非常喜歡彈奏鋼琴;假期中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畢業後回到當時的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對家鄉的發展充滿了抱負;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極大的爭執。台灣光復後,擔任當時的台南縣吳鳳鄉(今改名為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直到民國四十一年被捕為止。
出生到求學過程
一九0八年,明治四十一年,高父在今阿里山鄉的樂野村駐在所做巡查補(大約是今日基層警員) 時,高一生在當地出生,上而已有兩個哥哥。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高一生十歲時,高父與 Ak.uzyana氏 (今特富野的陳姓) 好友在村子下方的曾文溪畔炸魚,不慎被炸死。不久,高母 Asako 改嫁特富社 Tosuku 系的人 (即一九五四年同案被判刑十五年的杜孝生的父親),住到特富野大社北方約兩公里叫 Pasana 的地方。兩個哥哥先是在馬場做雜役,後來再回山上的警查駐在所工作,高一生因就讀於嘉義巿的朝日公學校(今垂楊國小) 成績傑出,被嘉義郡郡守留在家中共同生活。
台灣原住民的第一位師範生
高一生讀過高等科後,品學兼優再進台南師範學校,接受五年演習科的師資教育。進入師範學校住校就讀起是其人生的一個轉點,他不必再每天放學時聽到郡守家的人呼聲;蕃人的一夫 (蕃人 ) 回來了! 在台南師範裡,他與來自雲嘉地區的優秀青年一起交心,一起研讀當時代知識份子最熱切的各種理論書籍,一起沉迷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他們共同為各所來自的家鄉和整島的未來前途做了全面建設的規畫藍圖,相互約定和相互勉勵將做為時代的尖兵。在這同時,每逢假期他都回到族裡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工作,也開始認識他一生中最愛的女子湯川春子女士。
夫妻共赴先知的旅途
春子年紀小高一生五歲,教育所畢業後,因為語言和處事能力好,被分派在駐在所做照料巡查們起居生活的工作。日本人相當重用高一生的才識,當郡守知道高一生有意與春子結婚,便讓她住進郡守家中一年,由女眷教以各種持家的新知識,以便能配合高一生的程度。兩人於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結婚。
高一生婚後不久,母親病故,他與春子便負起教養親弟妹的責任。不久,自己的孩子相繼出生,同時在職務上兼任提昇族人子弟的教育水準、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攸關全族人前途生活的政策的擬定和執行,這些重擔使他變得寡言,常常陷入思考。他以先知先覺的智慧,把自己定位在照顧族人的奉獻者的角色,時時以此要求春子共赴。他經常為了尋找最新的知識,澈夜研讀,許多需要做實驗和觀察的,春子就是他最好的助手和討論的對象。夫妻倆曾為找尋好的種苗,跋山涉水到各處農村去。
春蠶到死絲方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台灣島大量征兵,到要在阿里山區征「高砂族義勇兵」的軍伕時,高一生深知戰爭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會嚴重折損鄒族人口和阻礙鄒族區域的現代化,便極力反對征兵事情,引起駐在所主管的斥責,處罰他面壁思過一整夜。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戰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都會難過得以酒和淚,和春子在暗裡傷心,因為族人都被皇民化的意識鼓舞得忘卻原住民數百年來未曾間斷的苦難。
光復後,高一生一方面和台灣島上的所有人一樣興奮,一方面主動下山視局勢的發展來為鄒族前途做拼搏,他不但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爭取前日本人在嘉義巿的和尚寺做為鄒族人在山下住宿的會館,爭取阿里山農場的伐砍和阿里山旅館的經營做為鄉內的建設經費來源,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鄉內外好的就學機會等等,一切希望和幹勁都牽繫在對三民主義的憧憬和信賴。在他對民主前途感到無望後,他仍然不分日夜的想趕在生命走盡之前把鄒族的社會導向現代化的水準,所有的悲情都只有譜唱在歌謠中,唱給春子共憂患。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國民黨軍的大屠殺之後,向台島的原住民發出會帖,開始引來事端。嘉市參議員盧炳欽請求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下山援助,高一生指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支援嘉義民兵,國民黨軍隊死傷慘重,撤退到水上機場,民兵將機場包圍。想不到,平地人竟然發生主戰和主和意見分歧,在機場外包圍5天的鄒族青年決定退回阿里山。最後主和派佔上風竟然答應繳械和談,國民黨援兵一到,馬上翻臉。談判人士被槍殺,國民黨軍開入嘉義,反抗人士一一被逮捕整肅。
而共產黨派來台灣發展組織的蔡孝乾和幾個他先吸收的人,主動和躲避國軍追殺的年經人接觸,鼓動他們建立反抗基地,這些別無選擇的年輕人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很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這成為保安司令部下達死亡令的理由。
1950年接代蔣方良到達邦村做政令宣導, 經常與林瑞昌商議向議會提出爭取原住民地區建設的方案。
1952年9月10日被捕,囚禁於台北的軍法處。
1953年1月19日起被單獨拘禁。
1954年4月17日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
事蹟:
1.1927年學生時代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
2.1930年擔任達邦社教育所教師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
3.高一生是當時日本對高砂族推動「理蕃」政策的指標,但他卻胸懷大志一心要族人走向現代化,也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爭執。
4.曾帶族人至台灣總督府公開演出「鹿狩歌(又稱打獵或狩獵歌)」,時間點仍待考證。
5.1946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高氏真誠的認為在三民主義指導下,民族自治終有成功之日。
6.爭取新墾地,鼓勵族人遷移,今日阿里山一帶的新美與茶山部落,就是高一生努力爭取墾地而形成的新興鄒族部落。
7.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三月二日嘉義市區軍民衝突劇烈,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盧金丙欽通電上山求援,在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指派下,湯守仁於3月7日率領數十名鄒族青年沿阿里山鐵路下山協助嘉義民眾對抗國民黨軍隊,與嘉義地區的民兵會合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的國府軍。之後由於與其他民兵意見分歧,且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局面形成,湯守仁乃於3月10日率領鄒族部隊回山。動盪期間,台南縣長袁國欽避入阿里山,曾受高一生保護,後來袁國欽跑到中國,高一生竟被冠上「窩藏匪諜」的罪名。二二八事件後﹐高一生、湯守仁因辦理「自新」獲當局開釋,但也種下1954年遭到整肅的禍根。
8.1947年3月高一生寫信給全台所有的原住民代表,希望能在台中霧社召開「原住民自治事務」的討論會,請帖上寫著「我們高山族應該享有自治與建設的自主權。」
9.1949年11月高一生謁見當時造訪山地的蔣介石總統。根據當時擔任中文翻譯的長女高菊花表示,高氏大約花了一個小時在向蔣說明造林的重要性,提出「以山養山」的計畫。
10. 1950年3月16日高一生率吳鳳鄉致敬團至國防部政戰處拜會蔣經國主任。同年政戰處主任夫人蔣方良女士至達邦村做政令宣導,鄉長高一生還特別播放俄國民謠給蔣方良欣賞。可見高氏為爭取原住民權益,身段之柔軟,手段之細緻。唯當初二二八事件所埋下的禍根,已暗潮洶湧。
受難:
1.1952年當局展開「清鄉」運動,在便衣人員確認鄒族部落原先持有之槍械均已收繳後,9月竟以開會為名,誘捕高一生與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等人。
2.高氏等人被誣指欲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鼓吹原住民爭取自治,最後遭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判決。
3.1954年4月17日,高、湯等六名原住民同被槍決。
封印:1954年4月17日高氏妻子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福馬林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當局向村人宣佈「如果跟矢多的遺族來往就一樣通通槍斃」。在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之下,關於高一生的史實就這樣被封印了。
平反:
1.俄國的東洋學者尼可萊‧聶夫斯基在矢多的幫忙下完成的台灣鄒族語典在1993年發行了中文譯本,鄒族的文化以及矢多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世間的注目。
2.1994年「台灣文藝」雜誌則刊登了矢多的生平與詩歌的特輯。鄒語的學習教材也正式出版,矢多的音樂會以及學術研討會也漸次可以公開進行。
3.1994年在高英傑(高氏長子)、陳素貞、張弘毅、謅武鑑等人的努力下「春之佐保姬 台灣傳記音樂1◎高一生紀念專輯」問世。
4.2006年五月十九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於台北紅樓劇場舉辦『鄒之春神高一生 音樂.史詩.歌』音樂會,音樂會中將以高一生家族人士演唱,其中高一生的孫女,高慧君演唱祖父的作品「長春花」。
5.如今行政院的「原住民自治法」法案,延宕多時。正如同Uyongu Yatauyungana的生命歷程,尚未走進全體台灣人的心扉中。
高一生創作歌曲賞析
高一生在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時,接受現代音樂教育訓練,喜歡彈奏鋼琴。高氏從學校畢業後,回到阿里山達邦部落教育所任教,閒時開始創作歌曲。由於身處殖民時代又被日本人領養,其創作旋律具有十足的東洋味,但歌曲中卻流露出強烈的鄒族主體意識,散發對生命及土地的熱愛。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傳統歌謠,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牽引,高一生的音樂也是如此,聽起來富含濃厚日本音樂的旋律,卻不失鄒族音樂的曲調,又極具史詩般磅礡的氣勢,但高一生創作的音樂,少部分有日本語,其他都以鄒族語吟唱,娓娓道盡一個族群和個人理想花開花落的故事。」
音樂是如何融入高一生的家庭生活?盧梅芬寫道:「喜愛音樂的高一生,不僅是欣賞者,也是表演者與創作者。經常與妻子合唱日本歌曲,如〈五木搖籃曲〉、〈海濱之歌〉、〈月之沙漠〉等。對當時的一些臺灣歌曲也非常喜歡,如〈心酸酸〉一曲配上鄒族歌詞,現在部落還有人在傳唱。他常常營造全家聆賞音樂的氣氛,在清晨播放音樂讓子女在樂聲中醒來,再述說音樂的故事背景,增加孩子對音樂的興趣。......高一生次子高英傑,在小學時已聽過貝多芬的第二、命運與田園等交響曲。」
高一生所創作的歌曲直至目前仍保存的並不很多,這些歌曲幾乎是逐一出土的,靠著春子、英傑…等家人的記憶傳唱記譜,而重新鮮活起來,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著心酸的血淚。計有︰春之佐保姬、長春花、杜鵑山、狩獵歌、古道、登山列車、古道、移民之歌(一)、移民之歌(二)、移民之歌(三)、想念親友、塔山之歌、安魂曲『Pasu-Hohcubu』等十餘首創作歌曲。在綿延不斷的青山翠嶺及滾滾而下的瀑布溪流相伴下,高一生以歌曲創作,展現了關愛家人、激勵族人、思念部落、勇往直前的生命樂章,留給後人無限的追思及景仰。
《高一生音樂作品介紹》
◆ 春之佐保姬
https://youtu.be/NIc-SnPLVek
※「春之佐保姬」這首歌是高一生在獄中 —青島東路看守所時,思念與鼓勵妻子所寫的歌。「佐保姬」,在日本語中就是「愛神」與「春神」的意思。
詞曲_高一生  1950年代創作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寂靜的黎明時候,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在寂寞的黃昏時候,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越過森林,
 啊!佐保姬呀!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在故鄉的森林遙遠的地方,用華麗的聲音。有人在呼喚,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呀。
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
高英傑 口述
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
原文刊出處: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9/21/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
《杜鵑山的迴旋曲》
https://youtu.be/NudLctr4Aqs
。這是一本以高英傑為敘述觀點的繪本,文字簡約,圖畫傳神,非常具有感動力。文:盧梅芬、蘇量義;圖:黃志勳。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3。
訪談日期:2012年11月9日
訪談地點:阿里山鄉達邦部落阿里山鄉立圖書館視聽室
高英傑約十一歲時與父親高一生合影於螢光社(今嘉義民權路上)。輯自繪本《杜鵑山的迴旋曲》。
周婉窈:
高老師我想再問一次,您以前有講過,但我沒有記筆記,我想再問一下:您說那時候要判刑以前,就在部落裡宣傳……
高英傑:
有宣傳單,還有各個村落的所有人都到了,這個我很清楚。那一天(1952年9月10日),我父親被逮捕的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1]帶所有的官員都到達邦國小,宣告我父親的罪狀,就是偷錢,就是污職的意思,就是貪污的意思。他們都住在招待所,隔天他們就到各部落去,去宣傳這個……各部落,像樂野村每一個人都有收到一個湯守仁、高一生怎樣怎樣……的宣導。(告發父親罪狀的書面資料在被捕之後才出現。)
剛好,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跟我父親在(臺南師範學校)同一個寢室三年的、嘉義書法家叫做陳丁奇[2],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後來我在大有國小遇到他,[3]他說那一天過去的時候,他的宣導是怎麼講的呢?大概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黃宗焜[4]、陳丁奇是南師的、我父親的同學,都是〔年級〕比較低的,比我爸爸是還要低──他講說,高先生絕對沒有貪污。
所以後來──我是不太喜歡講這個事,但那還是講啦──後來,等到有一天大家都寫陳請書說:不要叫高一生回來,這個是「地方的惡霸」(按,指高一生)不要回來的時候,每一個村長和鄰長都蓋章,我二姊也蓋章了,還有我堂哥也都蓋章了。這個陳情書拿到里佳的時候,里佳的村人沒有人簽、沒有人蓋章,村長、鄰長沒有蓋章,他們都故意都到楠梓仙溪捕魚去了。(周:迴避……,不想蓋章……)迴避,到楠梓仙溪去,那個村長是安友信村長,到現在為止,我非常地感謝他。他有兩個兄弟,兩個都很矮,如果你從很遠的地方看到他,以為是老外,因為皮膚白,完全是西洋人的輪廓,是我爸爸的學生。這是另外一件事……因為陳丁奇校長宣導說爸爸沒有罪,真的,里佳的人都相信,尤其是住在這裡(達邦)的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都常常跟我講說,爸爸沒有罪啊,你不要相信啦,不要相信啦。
周婉窈:
所以是被逮捕的那天晚上,他們就……林金生……晚上就來了……?
高英傑:
啊,都來啦。我們有一個警官宿舍,我就……媽媽在那邊(家裡),我姊姊在十字國小,那一天在十字國小的時候,我爸爸過去了,要坐木材車(按,運木材的火車)以前,是木材車、不是坐客車,保安司令部的人做調查以前,他就告訴我的姊姊(按,高菊花),說:「我可能短時間不會回來了,你要照顧家裡啊。」因為我的大姊以前當老師,當時已經辭掉老師,在學英語,想要到國外去念書……這個時候我父親就坐木材車,到竹崎就下來了,竹崎下來的時候他有寫一封信給我的大姊,〔寄〕到嘉義警察局旁邊,我大姊住在那裏,也就是所謂的叛亂聯絡中心(民生商店二樓),信也是這樣寫:「你要注意一下我可能會在短時間不會回來……」那我姊姊在那邊,我媽媽在掉眼淚,沒有辦法了,就叫我說:「爬上圍籬去看一下!」我就爬上去了,以前是竹籬笆,我爬上去以後,林金生在那邊正在講話,我聽得很清楚:「高鄕〔長〕があなたたちのお金をどろぼうした。」(高鄉長盜取你們的錢)「どろぼう」就是盜取,盜取你們的錢哪,那個時候燈火是用油燈。隔天,這些人就到各個村落,到各村再去宣導一次。
一般的漢人,就是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通通都躲到青年道場,剛好這個地方(按,圖書館視聽室)對面有道場──就是日本人神道的一個拜的地方,這個是放武器,這邊是放劍或服裝,我們有一些面具都放在這裡──他們都跑到這裡,他們以為所有的原住民會起來反了,很擔心,沒有想到,乖乖的,大家都很乖,那天林金生講完以後,各個都回去了,沒事了。……其實,漢人最了解我們,都鼓勵我們,就是他們。真的,那個時間有一點辛苦,家裡有一點辛苦,但是族裡的人……一些人對我們還是蠻不錯的。我記得有一個人拿著柴火,到我們家裡媽媽那個地方去,突然大聲講說:「啊這個很重!我不要啦!」然後就丟到地上。(眾大笑)很重你帶到這裡還不要啦,還丟到別人家……(眾笑)媽媽就沒話講……。
高英傑事後補充:那一天家屋被國民黨兵層層包圍,被包圍的只是婦孺罷了!
高英傑先生在阿里山鄉立圖書館視聽室為同學講課,2012年11月9日。(李鎧揚拍攝)
附記:這篇文稿承蒙高英傑先生親自校過一遍,謹此致上深謝之意。事件後六十年,高英傑先生相當難以忘懷的顯然是,那些在歷史現場以自己的方式實踐「公民不服從」或「公民不合作」的人們。在國家暴力的殘酷碾壓下,在絕大多數人迅速加入共犯結構時,他們顯示了人性的吉光片羽,給予受難者及其家屬幾許溫暖和精神上的支持,也給了後代的我們難能可貴的啟示。(周婉窈 2013/09/21)
高英傑先生為同學介紹Kuba(庫巴),2012年11月9日。( 周馥儀拍攝)
[1] 林金生(1916-2001),嘉義新港人,曾任雲林縣官派縣長,嘉義縣第一屆縣長、雲林縣長;官至交通部長、內政部長、考試院副院長。他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黨官,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書記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高一生被捕時,他是嘉義縣長(1951/06-1954/06)。林金生的兒子林懷民,是舞蹈團「雲門舞集」創辦人。根據高一生長女菊花女士的回憶:「那時候我去林金生那裡跑了好幾次,他當時是嘉義縣長,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其實當時誰也沒有辦法,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老頭脾氣不好的時候,就說:『槍斃!』」(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頁164。)研究歷史的人,不禁要問:林金生終其一生是否曾想過他因執行「老頭」的意志而給高一生及其家人、在地社群,以及臺灣社會帶來的重創?不知道舞蹈家林懷民可知道自己的父親在這個剷除原住民菁英的大整肅中扮演的角色?還是兩邊在臺灣歷史的進程中原本就是平行線?被榮耀的恆榮耀,被犧牲的恆犧牲。
[2] 1952年前後,陳丁奇(1911-1994)曾擔任嘉義縣政府山地室「山地教育視導」。〈嘉組山地檢查隊入山檢視山胞生活狀況藉以釐訂施政方針〉,《聯合報》1952年2月1日,5版。
[3] 陳丁奇於1964年5月18日被任命為嘉義縣大有國民學校校長。〈總統令〉,《總統府公報》第1549號(1964年6月16日),頁1。
[4] 黃宗焜(1910-1997),臺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東京中央大學法科法學部畢業,在學中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合格。戰後曾任嘉義及臺中地方法院推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二屆議員,嘉義市第三、四屆縣長(1957-1963),1963年因案停職。其後任臺灣省議會第四屆議員(1968-1973),以及第一屆增補選立法委員(1970-1991)。
從長春花的音樂創作追憶Uyongu . Yatauyungana:
https://youtu.be/VPA0TdBgzKQ

圖:Uyongu.Yatauyungana 我有一個夢 /by 林文蔚

牽掛

親愛的妹妹:
妳知道嗎?我將離開人世的那一天晚上,妳是我唯一的伴侶,我拿出妳的相片看了又看⋯⋯
~蔡鐵城在妹妹照片背後寫下的遺書

「本名叫『金城』因為嫌棄『金』字太市儈氣,不夠硬朗,自己把『金』字改成『鐵』。」
「家人在死人堆裡尋尋覓覓,可是我卻一步也不敢靠近,我只會哭,挪著步伐,問大人有沒有找到哥哥?此時,同遭處決的難友家屬答:『這條褲子是我做給他的,就是他!』哥哥的臉腐爛了,冒著水泡。我們撥開身上的泥,慢慢清洗他胸前拳頭大的傷口。」

~蔡敏(蔡鐵城之妹)

這係我在世界上寫乎妳的最後一封批,我很對不起你,因為我無法度完成做妳阿兄的任務,我係一個對不起父母,尤其係對不起妳的阿兄。小妹,妳可能會怨恨我,可能會罵我係一個無情的阿兄,不過我相信,妳係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肖念我的親人,也係這個世界上真正會為我流眼淚的可愛小妹。
~蔡鐵城寫給妹妹的遺書摘錄

蔡鐵城原名叫做蔡金城,1923年11月3日生於台中縣,戰後參與台中『和平日報』的籌設,並擔任採訪記者,後來鍾逸人接辦嘉義分社業務,他即被派往嘉義擔任採訪組長,曾經進行調查採訪而報導了轟動的布袋事件(該事件是因國民黨特務封鎖布袋,引起居民抗議,警特開槍造成一死四傷)。
二二八大屠殺事件發生前,他被調回台中總社擔任採訪主任;事變發生後,他帶職參加由台中市武裝民兵所組成的『二七部隊』,負責宣傳,在國民黨正規軍進入台中之前,『二七部隊』撤至埔里,與國民黨正規軍經過數次游擊戰後解散。
蔡鐵城在1947年5月間遭到逮捕,經台灣高等法院以「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內亂罪』起訴,當時同案因涉及二七部隊而被起訴的還有鍾逸人、張水源、吳金燦等人。
他們是二二八大屠殺事件中被以『內亂罪』起訴判刑的最後一批,蔡鐵城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服刑一年多後,因國民黨蔣政權為了塑造『仁政』形象而提早獲得假釋。
他服務『和平日報』期間,因該報主要人員都是左派份子而深受影響,出獄後雖然當時台中的主要左派份子大部分都已逃出台灣,但仍有一些次要份子藏匿了一段時間後復出活動,蔡鐵城與他們時有往來。
1950年9月8日,他再度被捕,被指控涉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該案的逮捕行動持續到1951年年初,涉嫌者多達三十多人,因為被逮捕的主要人士多是大甲一帶的人,所以一般將該案俗稱為『大甲案』。1953年9月6日被槍決。

圖:蔡鐵城 牽掛/林文蔚繪製

『 匪諜 』的女兒: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文:許孟祥
圖:鐵漢傲骨黃賢忠/林文蔚繪製

2012年8月5日,時令正值農民曆上說的季夏荔月。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的台北盆地,一如常年地活像火爐那般炎熱、暑溽難耐。

而就在這麼一個平凡不過的星期天下午,一通彷如穿越時空60年的電話,打到了小楊位於台北永和的家中。電話那頭輾轉從彼岸大陸捎來的信息讓她訝然地怎麼也不敢輕易相信。

這通來自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電話,告訴了小楊,有關他身世中的未解之謎──一個他從未回到過的「故鄉」,以及彼此尋訪數十年無所獲的哥哥,終於在多年的苦尋下,輾轉託人從廣東、香港一路找到了位在台灣台北近郊六張犁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墳塚。

而在此前,小楊方才從台灣檔案管理局押禁塵封了超過六十年的「白色恐怖」檔案中,取回了關於父親的親筆遺書,知道了關於那位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父親,與家鄉的些許樣貌。

我們怎麼理解這段橫越海峽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無論如何得從小楊的身世開始說起。

通往歷史現場的長廊
「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有個場景,它時不時地就會出現。那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小楊用略帶客家鄉音的腔調回憶著,「我一直想不起來何時到過那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條長廊是我還不懂事的時候住過幾年的孤兒院,也就是現在位在台北中和的大同育幼院的前身。」小楊側著臉,回憶著那段「成為孤兒」的過往。

問題是,小楊為何成為孤兒?

訪談間,隨著小楊關於自己身世的述說與回憶,讓我們從2012年的當下,直接地被拉進了那條充滿迷霧而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

小楊

1951年9月22日,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今天的青島東路)編號36的押房內,傳來一陣女嬰嘹亮的啼哭聲,為四周圍死寂一片的空氣,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生。

女嬰的母親叫做楊環,桃園龍潭人,平鎮宋屋國校(今天的宋屋國小)教員。
7月24日,以涉「匪諜叛亂案件」的理由,與時任中壢義民中學國文科教員的丈夫黃賢忠同時在中壢被捕。被捕時,22歲的楊環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

小楊說,「母親在押房中產下了我,而父親當時也遭到關押,我的名字取雙親的姓,就叫黃楊。」黃賢忠與楊環將新生的女兒取名做黃楊,同時寄望他一出生就這樣乖舛的生命,雖像「黃楊厄閏」那般難長,卻能如黃楊樹那樣堅硬、卓絕地好好活著。

然而,新生的喜悅終究沒有維持太久。「義民中學案」在警憲特務大規模的圍捕後,就在黃楊的新生不久,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

根據李敖出版社《安全局機密文件》(下冊)254頁安全局官方文件所稱,「姚錦係中壢鎮私立義民中學教導主任,……曾先後吸收黃賢忠、徐代錫、樊志育、丁潔塵、楊環、夏(麥)錦裳、詹榮春、呂阿乾、徐代德、范榮枝、劉鄹昱等參加匪黨、並領導與教育。經常利用教學時間,向一般學生宣傳匪黨思想。」就這樣,黃楊的母親楊環,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處以徒刑五年;父親黃賢忠,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遭處死刑。

1952年6月18日,黃賢忠先生被帶往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劊子手的槍口下結束了32歲的年輕生命。屍身被草草掩埋。至於未滿週歲的小楊,就在父親亡後不久,便從母親楊環的懷抱中被帶往孤兒院,終於成為了沒有父母的孤兒,一直要到母親出獄後,才得以團聚。從此,母親決口不提他的生父,直到小楊上了國中後,他才終於知道父親遭到刑死。

「父親難道確如課本裡頭所說的那樣,是可惡的匪諜嗎?」當時正值青春期的黃楊,心裡一時並沒有答案。

那麼,黃賢忠究竟是誰?臨刑前留下的「檔案照」中,是黃賢忠生命最後盡頭的留影,為何他的臉上竟是掛著一絲昂然不屈的笑意?

我們在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長年不輟的調查探訪所集結的著作《紅色客家人》書中,找到了一些關於義民中學案的線索。同時,通過兩封直到六十年後的今日,才由台灣「檔案管理局」交還小楊手中的黃賢忠先生親筆遺書,終於能夠勉強地拼湊出黃賢忠先生生前的生命樣貌。

抗日青年黃賢忠

黃賢忠,1920年生,廣東陸豐甲子鎮人。1937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侵華,全面對日抗戰開始。由韓江及汕頭工作委員會領導,發起的「惠來青年救亡同志會」,已著手發行《救亡導報》作為抗日宣傳資料。接著,惠來縣立中學也組織了「銀河劇社」(銀河,無數的星星組成,意謂一同團結抗日。),響應抗日。

此時,年僅17歲的青年黃賢忠,已經離開了家鄉甲子鎮,前往東北面不到五十公里遠的惠來,響應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抗日號召。他是否加入了青年組織「銀河劇社」,又或者更進一步地參加了潮汕地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的抗日游擊的活動?我們尚無從得知。只能從他在遭刑前寫給家鄉兩位弟弟的遺書當中,找到些許的線索:

賢士、賢賢兩弟為握: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於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體,以維家室。我兄弟四人,愛護家庭者,惟大哥與士弟,不幸大哥竟以肺病先逝,士弟屢為心臟病所苦。我獨健壯,竟死於非命,如非反動派之暴逆不仁,我何至於此!

我於一九三七年冬在惠來參加革命,一九三九年應郭堅同志之邀返甲工作。其後因郭同志出走,而先君對我之管制又極嚴密,我與黨之關係遂爾中斷。然統治者之窮兇無恥,人民之痛苦淒涼以至國特之壓迫催殘,使我徑事革命以解救人民苦難之決心,無日或釋,抵台之後,即重新與黨,不幸竟為叛徒所賣,壯志未酬此身先死,徒留悲與家人,遺憾萬分。

……

慈親諒在黨,白髮暮年,我生不得隨侍左右、死不得最後訣別,言念及此,益增悲痛。我之死訊,幸勿稟知,以免傷其玉體。生平善哭,今已無淚,紙短情長,未盡一一,特此訣別並祝 健康



二兄賢忠手書 一九五二.五.二十一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1945年8月15日,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同時間,台灣人民在歷經50年的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終復歸祖國懷抱。10月10日,國共雙方通過重慶會談共同提出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為基礎共識的「雙十協定」,然而協定卻以破局告終。

黃賢忠先生於1946年的夏天抵達台灣後,任教於義民中學。此時的時局已經進入全國的內戰狀態。隔年,為了停止戰火的繼續蔓延與內戰帶給人民的無窮災難,以上海起始的學生運動終於獲得全國響應,針對國統區內的各地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遊行運動,事態越演越烈,而遭到蔣介石政權的流血鎮壓。1949年1月,台灣作家楊逵先生,也響應訴求發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和平建國。

而這時的黃賢忠,如同他的遺書當中所說的,已經通過與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的聯繫,重新與黨。並通過授課的過程,組織對社會民族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要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光明以及愛國、民族解放的理想,盡一份心力,如此而已!竟而在內戰與冷戰的雙戰結構中,犧牲了正值青春年華的生命。

而我們通過他在臨刑前寫給妻舅阿田的遺書,理解了生於民族生存遭受外在的帝國主義壓迫、接著內戰烽火不息時代中的黃賢忠先生的生命質地:

阿田弟:

被抓足足十個月的我,不知你們多麼盼望我回去。然而,事實告訴你,我終於被殺害了!

死,對於一個已經獻身給社會與人民的共產黨員並不算是一回事,自從決定參加那天起,就準備死了,何況還讓我活了這麼久才死呢?!可惜的是我不能替社會和人民造更大的幸福罷了!但這遺憾總有一天由我們的同志來完成的,因為人類的遠景,一天天地光明了!

你家沒有田,也沒有地,只靠 岳母和鍾姐夫一雙手、一張嘴去掙飯,他們太辛苦,也太可憐了!在這種有錢人享樂,沒錢人捱苦的世界裡,你該特別孝順他們,學他們勞動的榜樣,千萬不要為你是讀書人就鄙視了活計,你初中畢業之後還是去(讀)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知(智)慧,幸福和快樂!

我自問沒有做過違反(背)人民的壞事。今天被殺害只是太愛人類,太敢於反抗不平的現實罷了!為了人類社會,犧牲自己利益的人太多了,我不過是這大時代中一滴浪花而已!

年老的 岳母辛苦一生,我不但不能給她老人家一絲快樂,反而叫她為我擔憂傷心,實在難過。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有周歲就失掉了爸爸,而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她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在慘痛!但,我終於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借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

我還有一位和岳母一樣年老的母親,和兩個身體孱弱的弟弟,他們在一年以前還來信要我回去。現在我死了,無論如何,他們是意想不到的。將來要是環境許可,希望你替我傳達一點消息。小楊將來可叫他回家去一趟,至於我和母親的相會,只有在她依稀的夢裡了!

……。

弟弟,珍重你自己吧。祝 幸福

岳母,魏、鍾二姊夫順此道別

黃賢忠絕筆 一九五二.五.二十二日 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我家在:廣東陸豐甲子鎮,店號黃和源,弟一名賢士、一名賢賢,悉知之)


善導寺裡的亡者牌位

「在我印象裡,大約是國中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小楊回憶著,「裡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並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後來,我的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在看似無止盡的戒嚴恐怖持續籠罩、反共教育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下,一般民眾總是「聞匪諜色變」,深怕與之牽連。而小楊的母親楊環,出獄後已經不能回到他的教職工作。社會對於政治犯的排拒、恐懼,讓他連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都不被接納。為了小楊的正常成長與不被歧視,楊環終而改嫁一位可依靠並且愛護小楊、在台大農場擔任技正的丈夫。

這是我們看到的,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女性政治受難人所遭遇的不幸悲歌,而相信這只是冰山的一角罷。(詳細的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可參閱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著作《台灣好女人》,2001,聯合文學)

另一名義民中學案受難者家屬、麥錦裳女士的女兒黃曉珊回憶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小楊姐姐。」曉珊在電話中耐心地說道,「當時我也還小,小學吧,母親帶我到善導寺,小楊姐姐也在。我看著母親從陳舊而佈滿灰塵的木樓梯爬上閣樓,小心翼翼地,把黃老師的牌位給請下來。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一日的印象感到非常深刻,小楊姐姐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牌位上的那個人是誰?」

是的,楊環及麥錦裳這兩位義民中學案犧牲者的妻子,同在過程中受難。在出獄後,始終不知道丈夫的屍身埋骨何處。因此,只能透過供奉牌位,傾訴、懷念亡夫、同志。

至於同案黃賢忠與姚錦遭刑後的屍身,究竟在何處?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93年5月下旬,由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苦苦尋覓四十數年,竟而偶然在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荒煙蔓草間,找到了遭到槍決的哥哥的墓石,才有了驚動全世界的答案。

跨越海峽六十年的兩岸尋親

小楊取回黃賢忠先生遺書後,旋又想起了母親跟他說過的,父親在廣東陸豐家鄉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黃偉民。訪談中,小楊將黃賢忠先生的遺書遞給我閱讀,有一段寫給兒子偉民的遺言,裡頭這麼說: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爾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無是安心的。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她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爾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賢忠絕筆


而小楊萬萬沒有想過,遍尋未果的哥哥,竟在八月的這一通由同為義民中學案受難學生、徐代德的遺孀涂貴美女士,所撥給小楊的電話中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吧!家鄉陸豐的親人輾轉了數十年,透過香港、台灣朋友的關係,到處尋找有關黃賢忠的遺骨的線索,以及楊環母女的下落。(他們甚至猜測,楊環也已經在50年代,與黃賢忠同時犧牲。)而終於,在今年八月,由台灣友人尋得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並巧遇1993年發現201個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後,曾為黃賢忠撿骨的師傅林水彬先生。

由於六張犁的政治受難人公墓,長年沒有任何公務單位維護整理,因此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受難者及家屬們,一肩扛起了維護「歷史現場」的工作。因為這樣,受黃賢忠後代家屬所託的台灣友人,才得以在林水彬先生熱情提供互助會連絡方式的情況下,順利地找到了黃賢忠在台灣的遺孀楊環,以及他的女兒小楊。

2012年夏秋之交,小楊回到那個從未「到過」的故鄉──廣東陸豐的甲子鎮,試著找尋有關父親活過的一切痕跡。

小楊手中拿著一份由陸豐家人交給他的、已經泛黃破爛不堪的舊報紙。這是一張台灣1993年5月下旬的《中國時報》,上頭寫著六張犁亂葬崗中發現白色恐怖遭槍決者墓塚的報導。據小楊的姪兒說,20年前他們透過往來台灣的香港朋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在報導墓碑的列名冊中,找了疑似黃賢忠先生的名字。然而,因為兩岸人民的不能自由往來,此間他們先後透過關係的苦尋,也就在這二十年內毫無所獲。

小楊回鄉的消息,很快地在宗族間傳了開來。尚健在的四姑姑一見到黃楊,便懷抱她當場痛哭失聲;而父親遺書中提及的哥哥偉民,已是長年臥病,兄妹的見面終於完成父親生前最擔憂也是最後的遺願。

哥哥偉民淚眼望著那位日夜期盼能夠相見,而六十年後終於站在他身側的妹妹小楊,難過地說出一句「我這一輩子,過得好苦啊!」道盡了那段因為兩岸內戰,而使得骨肉分離的無比苦楚。

至於黃楊,她始終沒有像這次回鄉那般靠近過那位只能短暫地懷抱過她一次的父親。然而,這初次的回鄉與她父親當年的出走相隔了60數年,如同故鄉小鎮的地名「甲子」那般,小楊彷如用她一甲子的歲月,與那段迷霧一般的歷史接上了頭,理解了他的父親,從而也知道了自己的長成。而再過幾日,黃楊就要度過他的61歲生日。

後記

2012年的8月15日,是我第二次去拜訪小楊。「六十七年前的這一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我騎著摩托車前往小楊家的路上,這麼地想著。而就在這一日,前去拜訪小楊的,還有義民中學案中時任中壢國校教員、遭到槍決犧牲者邱興生的胞弟與姪兒。

之後,當我閱讀到檔案局歸還給家屬的邱興生先生遺書內容後,方才知道,1952年5月,黃賢忠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將死,於是把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楊託附給同案的同志邱興生當乾女兒。邱興生一下子便同意,並且承諾好好的代為照顧,要黃賢忠不必擔憂。怎奈,邱興生先生也將要遭到刑死。因而,在匆匆寫下的遺書當中,囑咐家人,倘若日後環境許可,也請代為照顧楊環母女。偶而去看看他們,或送去奶粉也可以。

8月15日會面當天,邱興生的胞弟邱文夫先生帶去兩罐奶粉探望小楊。而這兩罐奶粉,送到楊環女士的手上時,竟而已是六十年後。

9月14日,義民中學案的受難當事人范榮枝先生(黃賢忠先生學生),以及同案的犧牲受難者家屬,在彼此的號召下,舉辦了一場「白色恐怖義民中學事件受難家屬見面會」,家屬在用餐時說:「這一餐團圓飯,整整遲了六十年!」

(*黃楊在小學時,由甫出獄不久的母親改名叫「黃新華」。我問了楊環女士,為何要幫女兒改名作「新華」?有什麼意思嗎?楊女士嘴角微揚、合著雙眼,祇是不停微微地點著頭。)

原載於2012.10 兩岸犇報 第43期
註:感謝兩岸犇報編輯部同意轉載許孟祥先生大作及搭配本人畫作使用,再次感謝!



不撓的百合花~歐陽文

故事要從歐陽文的老師說起,陳澄波(1895-1947),這位在日治時代多次入選帝展,又曾受邀至上海藝專任教,並曾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膺選「現代代表油畫十二家之一」的藝術家,可謂台灣藝術瑰寶。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駐紮在嘉義地區的軍隊發炮彈射擊嘉義市民,導致民情激憤,國民黨軍隊其後被民兵圍困於水上機場,嘉義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其和談要求,派和平談判代表陳復志、陳澄波、潘木枝、柯麟、林文樹、邱鴛鴦、劉傳來、王鐘麟等八人前往談判,不料除邱鴛鴦、劉傳來、王鐘麟當天釋放,林文樹數日後以錢贖回外,其餘全遭軍方以粗鐵線捆綁拘捕,並從嘉義市警察局沿著中山路遊街示眾至火車站前,在未經未經審判就被以叛國罪槍斃於嘉義噴水池前。處決當天正好是美術節,拿著彩筆的台灣藝術瑰寶,竟被槍殺在他經常作畫的嘉義街頭。

親眼目睹恩師被處決曝屍的歐陽文,最後也難逃十二年的黑牢歲月,在軍法處看守所(位於青島東路三號,約於台北喜來登飯店現址)被關押時,當局謊稱他有急性盲腸炎,被送至國防醫學進行教學觀摩,在未經麻醉的情形下開膛剖肚三度拉出腸子,歐陽文從死亡中掙扎而來,幸未死去。
囚禁於火燒島的歲月他受盡折磨,後藉蔣經國探視新生訓導處的機會,偷拍了多張綠島的情景,並冒險將這些照片夾藏帶回台灣,這些綠島最早期的照片,讓我㥃得以一窺當年在白色恐怖下政治犯過著怎麼樣的日子。
出獄後,因國民黨特務監控及騷擾,過著顛沛流離地當臨時工,做著鋪柏油、清水溝的日子,但他就如同鐵炮百合般不屈不撓,不放棄理想和對藝術的熱情,在艱果中仍重拾畫筆,畫出了他經歷過的艱辛歲月,讓後世永遠記得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傷痛。
歐陽文曾有多次重要個展「屠殺後的重生」,「新的喜悅-火燒島之歌」、「勇敢的台灣人」、「抵抗的美學」⋯⋯等等,他的作品流露著,苦難中的生命不撓地迎向新生。
2002年陳水扁總統頒贈人權紀念獎章,2011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的主題照「歸途」,正是他拍攝的作品。

歐陽文(1924-2012)


秋霜花落淚

黃天遺書:

親愛的秋爽、秋遷、秋絨,我可愛的孩子們:
....我猜想,等到妳們要結婚時,社會環境應該會改善很多,到那個時候至少生活來源不必依賴男人。唯有生活上能夠獨立自主,才能和男人站在對等的地位。可是現在妳們還是受到好多層的壓迫,而潛意識裡在日常生活出現的意欲,擺脫這種環境的意願。
在下一個社會裡,妳們應該毫不客氣地甩脫這種沈重的壓力,與男人平等的並駕齊驅。這是我能夠留給妳們的唯一的紀念品。妳們要切記這句話而躍入
未來的社會裡,並去過活貨真價實的真正的人生,請妳們相信,我雖然已經不在人世,一定會從妳們身邊呵護妳們,請妳們不必因為我的死而陷入悲觀。我之死恰如竹筍剝皮一般,是妳們生的前兆,也是社會進化的搖籃。如將我的死忙比喻為極寒冷的冬天,接著要來的應該是春天,只要妳們可以理解這件道理,那我也可以安心離開。
聰明賢慧的我的孩子們,再次為妳們祈福,就在那遙遠的馬場町祈求妳們的幸福。
(原文為日文,蔡焜霖老前輩翻譯為華文)

黃天(1950年12月19日被槍決)是「省工委」領導人蔡孝乾的聯絡人。蔡孝乾與農運領袖簡吉,都藏匿過他家。國民黨為了抓蔡孝乾,先逮捕黃天全家人,黃天的妻子、19歲的次女、17歲的三女、13歲的兒子、11歲的么女,以及才1歲大的長女的兒子全都被捕。次女和三女因「知匪不報」被關9個月,其他人被關半年。保密局幹員守在他家等候逮捕回家的黃天。解嚴後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受訪時坦承,為了抓蔡孝乾,對立場堅定的黃天動刑,不僅對他拳腳相向,更用學自中國北方綁匪逼人質就範的殘忍手段:將黃天兩大拇指用細繩綁住,再在將繩索繞屋脊樑柱,當身體漸漸被拉離地,全身的體重只靠兩拇指支撐,黃天頓時慘叫不絕,十五分鐘後重被架入訊問室時已是屎尿全身,血水自髮間、眼、鼻、嘴角流出,身子抖得厲害,奄奄一息地趴在桌上,不得不供出蔡孝乾行蹤,隨即昏死過去。不久蔡孝乾被抓,接著就從蔡孝乾口中問到許多重要線索,因而逮捕、破獲各地的組織和無辜的受牽連者。
  當年黃秋爽在保密局看到渾身是傷的父親,當場哭到昏死過去。多年後聽到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先生轉述她父親被刑求方式,她當場放聲大哭。2004年在台視錄影棚接受錄影訪時,說到傷心處時,她總是邊哭邊說幾乎哽咽。
  喜愛車子又曾在台灣總督府上班的黃天在二戰後去當新竹縣長(轄今桃、竹、苗)劉啟光的司機。由於劉啟光在日治時代參加過共產黨和農民組合,配偶屠劍虹是逃回中國的共產黨情報員。因此劉啟光將原本自住的長安東路房子,也就是華南銀行中山分行現址處送給蔣經國住,極力巴結蔣經國。
父親走後全家人的苦難和生計都由黃秋爽一肩扛起,為了家計只好求助父親好友劉啟光,誰知劉啟光不幫黃秋爽家人生活,卻對黃秋爽伸出祿山之爪,對好友女兒襲胸,幸而黃秋爽藉機逃離,從此不再求助父親友人。彰化的伯父也在黃天被捕後,黃秋爽及大妹尚未出獄,但母親、小弟、小妹、外甥已獲釋時,要她們將祖產
辦理三七五減租,以免被政府充公,並將換得的台糖股票全轉讓到他名下。小妹蓋印章蓋到手酸,換來的卻是伯父自此對她們的不聞不問。
  景美人權園區於2010年舉辦東西德轉型正義人員與台灣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座談,黃秋爽說到當年全家入獄,但媽媽、小妹、弟弟和一歲多的小外甥,並未被判刑,政府卻也因此不給予賠償,他們身心的創傷卻是一輩子的。說到一歲的外甥沒東西吃,她不禁泣不成聲,德國一位女士隨即上前擁抱她,座談結束後,還脫下手上的戒指,戴到黃秋爽的手指上,黃秋爽也回贈手上的戒指,兩人至今仍保持連絡,這即「秋霜花落淚」的故事⋯⋯

參考資料:
流麻溝十五號(曹欽榮等著)
台灣查某人是歷史要角(陳銘城著)


圖:黃天 父親的祝福

往事並不如煙~張旖容

1949.05.20
台灣戒嚴
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戒嚴令。戒嚴令未送立法院同意,也未經總統公布。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就建立在這一紙非法的戒嚴令上。
1949.06.21
公布懲治叛亂條例
其中第二條第一項將刑法明定的內亂、外患罪,加重至唯一死刑;第二條第三項將預備及陰謀犯加重至10年以上。


故事,該從何說起?
17歲的疑問多年未解,空白成了禁忌,越是親近越難開口。
那年,翻閱到舅舅新書裡突兀的一句話:

我老爸當年被國民黨抓去槍斃!
黃大一《大哉問如何催眠》


「他」老爸等於我母親的老爸,也就是我應該稱之為「外公」的那個人。母親多年的沉默成了空白,想問也不知從何問起。帶著疑惑的我,北上求學、就業。秘密依舊是秘密,是家族裡不可言說的空白。

幕前、幕後審判­­——蔣介石是最高審判長

根據近幾年披露的大量官方檔案,白色恐怖的真相有重要發現:檯面上的審判機關——保安司令部(或警總)軍法處,其實只是幌子;真正決定政治犯生死的,是幕後操盤的國防部軍法局、總統府某小組和蔣介石。後三者層層上報,最後一定要蔣介石批示、蓋章才定讞;也就是說,蔣介石擁有最後生殺大權。

作業流程如下:軍法處按照特務機關刑求逼供所得的自白書,對涉案者預擬一份判決書草案,送交國防部軍法局;後者複審、擬具該案「內容摘要」並加簽建議後,形式上由參謀總長呈蔣介石批示;實際上是先送總統府小組複審並加簽建議,再呈蔣介石定奪。軍法處再根據最後的定案修改或維持原判,一切開庭審理都是虛應故事。換句話說,所謂的「叛亂案」就是以法律包裝的政治案件,通常在特務的刑求階段就定了調。

資料顯示,許多案件,軍法處的判決草案雖然狠厲,還不算大開殺戒;但層層上報就變了樣,輕罪判重,重罪判死。這些幕前和幕後的「法官們」,不是軍人就是特務,政治犯落到他們手中,自然凶多吉少。但最荒謬的是,幕後的「法官們」根本連政治犯都沒見過、問過、求證過,憑什麼定他們生死?
人權之路 P41

光陰荏苒,自認萬世千秋的政黨,也終究輪替。部分檔案開始展出,輕輕揭起歷史一角的傷口,觸目驚心,血肉模糊。

黃溫恭死刑,餘如擬。

好一隻硃砂筆!一行字,一方印,從生到死。你,憑的是什麼?

而我,以及我們全家,直到那年,才知道,憑著一支筆就奪走外公性命的人是誰!我母親說她課堂前收到她堂妹的電子郵件,當下她幾乎無法站立授課。原來,原來,他曾有機會活下來,見見這個他從未見過的小女兒。然而,蔣介石的五個字,粉碎了這一切。家,從此再不得圓。

「我的身分證呢?」「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身分證?」
『阿嬤,你記不記得我是誰?』
「…………………」「我不記得了,我要找我的身分證!」「你不知道,在家裡要是沒有身分證,警察上門臨檢會被抓走的。」

阿茲海默症的侵襲,讓她—我的外婆,認不得親人,僅剩的執念就是找身分證。來不及開口問的是,過去她遭受到多少的監控和煎熬?每當外婆如驚弓之鳥的尋找身分證,身為家屬的我們,心如刀割,又奈何?

留給心愛的清蓮 1953.5.19 夜
永別的時到了。我鎮壓著如亂麻的心窩兒,不勝筆舌之心情
來綴這份遺書。過去的信皆是遺書。要講的事情已經都
告訴過妳了。臨今並沒有什麼事可寫而事實上也很難表現
這心情。我的這心情妳大概不能想像吧……

無奈只抱著你的幻影,我孤孤單單的赴死而去了。
我要留兩三點,奉達給最親愛的妳,來表現我的誠意。
蓮!我是如何熱愛著妳阿……這是妳所知道的。踏碎了
妳的青春而不能報答,先去此世……唉!我辜負妳太甚了!
比例著愛情的深切 感覺得慚愧……
蓮!我臨於此時懇懇切切地希望妳好好的再婚。希望妳
把握著好對手及機會,勇敢地再婚吧! 萬一不幸,沒有碰
到好對手,好機會,亦為環境等而不能再婚的時候,妳也
不必過著硬心、寂寞的灰色的生活。我是切切祈禱著妳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總而言之,妳需要邁進著妳
自己 相 信 最幸福 的道路才好。

黃溫恭 遺書之一

六年的夫妻,換來五十六年的死別。終其一生,外婆從未見到此信,也不曾再婚。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當年,送達外婆的手中,是不是,外婆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2008年,秋。我緩緩敲著鍵盤,在網路上敲下這段過程,從生到死,從軍法審判的十五年到蔣介石手中的死刑。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年輕醫師到蔣介石眼中的「匪諜」,終至命喪馬場町。素昧平生的熱心網友,寫信告訴我可以去哪裡申請相關檔案。翌日,我走訪國家檔案局,帶回厚厚的四卷複印本卷宗。於是,我讀到了:

我的死屍不可來領。我希望寄附台大醫學院或醫事人員訓練機關。我學生時代 實習屍體解剖學得
不少的醫學知識。此屍如能被學生們解剖而能增進他們的醫學知識,貢獻他們,再也沒有比這有意義的了。以前送回去的兩顆牙齒,可以說就是
我的死屍了。遺品也不必來領。沒有什麼貴重值錢的,予定全部送給難友們。謝謝妳的很多小包、錢、及信。對不起。
嗚呼!最後的時間到了…緊緊地抱擁著妳的幻影我瞑目而去……
再給我吻一回!喊一聲!清蓮!

黃溫恭 遺書之一


那是夜半,止不住的淚水從我臉上滑落。究竟是怎樣的政府,要取走他的性命,而他,又是如何的想著要貢獻自己。對三十三歲,方當盛年的他,我相信那送回去的兩顆牙齒,不會是自然掉落。但,我已無法思考下去,究竟當時,又是何等非人的遭遇。而他,是我的血脈至親。

奪命槍聲——馬場町、安坑刑場
1950~1959是白色恐怖最血腥的十年。每隔幾天就有一批人,大清早被獄卒押去出庭,草草聽完死刑判決,隨即載往刑場槍決。槍決時間通常是卯時(凌晨5~7點),曾有一天槍斃18人的記錄(1951.06.29,蘇藝林案)。
這些死刑犯被押赴刑場後,都被拍下槍決前、槍決後的照片,送交總統府「備查」,證明當局要殺的人,確實從地球上消失。槍決後,屍體由台北唯一的極樂殯儀館運回來,再通知死者家屬限三日內領回,並索取巨額贖屍金(名為修補屍體槍口的費用)。逾期未領,則交給國防醫學院浸入福馬林池,三個月後以臨床實驗之名交付解剖。許多家屬付不起贖屍金的遺體,或是隻身來台的大陸人遺體,就此成為解剖材料,然後草草掩埋(目前已知掩埋地點為台北市六張犂亂葬崗,共三處)。

這些死者,生逢亂世離憂,死時無人收埋,背負叛亂汙名,悠悠數十年又無人祭弔,可謂集世間悲劇之大成,也是白色恐怖最深的嘆息。
人權之路 P46

我翻閱著從檔案局申請來的檔案:

《極樂殯儀館收斂執行死刑人犯報告表》
死亡人姓名:黃溫恭;領屍人姓名:無;備考:本館代理。


《國防部公文》
受文者:總統;事由:為叛亂犯陳廷祥等業已執行死刑謹檢附執行照片及更正判決轉請核備;二、茲據該部……號呈以業將叛亂犯陳廷祥黃溫恭兩名於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檢呈執行照片暨更正判決請核備。三、謹將上項執行情形連同受刑人陳廷祥黃溫恭兩名生前死後照片各一張……


我從沒想過,我見到他生前最後一張相片,竟然是在這情形之下拍攝的。照片很小,然而,我卻分不清他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見不到驚慌懼怕,反而是某種安詳的篤定。無從想像起,那最後一夜,他是如何度過的?公文寫到,夜半兩點開庭,六點執行。想來就是在這四小時之中,他寫下那五封絕筆信。然而,卻到不了他親愛的妻與子手中。天地何以待他如此?

時隔五十六年,才由我—他的外孫女,從國家檔案局手中,首次見到這些信件的複印本。就夾雜在那四本公文、判決書、筆錄以及財產沒收清冊之間。在此之前,我們全家族沒有人知道他曾寫下這些信,更別說完成他貢獻大體,遺愛人間的心願。往事,就這樣被湮沒了半世紀……

隨後我追尋著一點一滴,拼湊起他過往的輪廓。他出生在高雄路竹後鄉村,是村長的長子。自幼,中醫師兼任村長的父親對他疼愛有加,台南二中畢業之後即送他赴日求學,他就讀於當時的日本齒科專門學校(今日本齒科醫學大學)。畢業後正逢戰時,他被徵去東北擔任軍醫,也因此除了齒科醫師執照之外他還領有外科醫師執照。戰後返國開業,當時是路竹鄉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位牙醫師。娶了長榮女中畢業,在小學任教的楊小姐,先後生下一男兩女。後舉家遷至屏東縣春日鄉擔任衛生所醫師。故事,本應到此成為幸福美滿的結局。

然而,那是個動亂的年代。緊接著二二八而來的清鄉、戒嚴,一步步地絞殺了整個青年世代。他和最要好的二中同學陳廷祥(燕巢人),就這樣走入了死亡的旅程。整個「叛亂」案件以燕巢鄉公所為中心,被指為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而他則是介紹陳廷祥參加組織的人……最終,要好的兩個人同年同月同日死於同地。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許下過結拜的誓言?但,如此的心願,不要也罷!

我開始追尋著任何蛛絲馬跡,那怕是只有些微。日本齒科大學沼部教授接到我的去信之後熱心的幫我找出他那年級的生活相冊以及一張他親填的生活調查表。更在我到東京拜訪時,帶我到他們地下室的圖書館,讓我能親自看看外公當年的筆跡及照片。遺憾的是大學圖書館中剛好沒有收錄到當年畢業紀念冊,沼部教授又連絡上他曾經的學生,他學生的父親是外公的同學,將畢業紀念冊寄到教授辦公室,再由教授掃描給我。外公的同學並提到他為人相當的樂觀幽默,是很開朗的一個人。在追尋的旅程上能遇見這些貴人的幫助,我感激不盡!

2010年,元旦假期,我走訪屏東縣春日鄉。去的冒昧,但見到了現任鄉長的母親—高杏桂女士,當時春日鄉衛生所護理長。她說,外公是半夜被抓走的,隔天起來大家找不到人,後來才知道他被抓走。同案的呂碧全先生,當時十七歲,岡山中學學生,現在還住在燕巢舊居。他說,外公生前交代了他兩件事,一件是請他告知某人,我已經為台灣犧牲了,未來請你們加油。第二件事是請呂先生能持續他在山上栽培香菇的研究,他說,孢子分裂的關鍵就在培養基,如果你能持續研究就能栽培出養殖香菇。呂先生說他後來的確有研究培養基,不過種的是蘭花而不是香菇。我也拜訪了陳廷祥的弟弟陳廷淵,從他收藏中看見了當時的台南二中畢業紀念冊。照片裡的外公,戴著白線帽帥氣的模樣,和十七歲的我,幾無分別。陳廷淵說當年他總是跟著他哥哥還有我外公一起去郊遊,六十年前有相機的人家不多,他們是燕巢的大戶因而照了相當多的照片。只是,在哥哥被捕之後家人怕事就都燒掉了,一張也沒有留下來。除了惋惜,我還能說什麼呢?

我母親說,她五十六歲的生日禮物,是從我手中接過去的,來自父親,最初也是最終,唯一的一封遺書。五十六年來,她第一次感覺到父親的存在,雖然和父親從未見過面,但是依舊能感受到他的愛。而這份愛,遲了半世紀。

最疼愛的春蘭 1953.5.19 夜
妳還在媽媽肚子裡面,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
再也沒有比這更悽慘的了。雖然我沒有看過妳,抱過妳,吻
過妳,但我是和大一、鈴蘭一樣疼愛著妳。春蘭! 認不認我
做爸爸呢? 慕愛我嗎? 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
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
春蘭!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
心腦,來和妳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
恐怕妳不能想像吧! 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妳一面,抱妳一回,
吻妳一嘴…………我甚感遺憾! 長恨不盡!

黃溫恭 遺書之二


我從未想像過事情會有如此發展,當初只是憑著一股意念,想弄清楚,究竟我這素未謀面的外公發生過什麼事情。然而,隨著一步步的追尋,彷彿,他又活過了一次。對我而言,他不再只是母親身分證上父親欄的三個字而已。而是,曾經,確確實實存在過,有血有肉,哭過、笑過、愛過、恨過的一個人。青史,本不應該成灰。身為他的子孫,去追尋及探索這些塵封往事,我責無旁貸。也感謝這一路走來,對我伸出援手的許多朋友、貴人們。沒有你們,這趟旅程我是無法獨力完成的。

謹以此文,紀念我親愛的外公。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圖:黃溫恭天倫夢